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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文： 东汉末年战乱纷呈，中央集权统治的形势被黄巾起义和地方豪族打破。董卓废少帝，立献帝，玩弄皇室于股掌之间。董卓死后，献帝辗转到大阳（今山西省平陆县）。皇帝威风扫地，朝廷礼仪如同儿戏，是否还有“迎驾”的必要？在汉末纷纷兴起的群雄，对此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。曹操对此持肯定的态度，持否定态度的代表则是袁绍。
当时袁绍羽翼丰满，在众家势力之中享有威望，无须仰仗汉室的名义即可号令州郡。在关东众诸侯讨伐董卓之际，袁绍就被公推为盟主，声威如日中天，与颓废的汉室境况形成鲜明的反差。而袁绍谋士郭图、淳于琼所谓“若迎天子以自近，动辄表闻，从之则权轻，违之则拒命，非计之善者也”之语，也正迎合了袁绍的心意。
而曹操的家世与宦官相关，绝不能与袁绍相提并论。曹操虽然在地方上富有财势，但威望与地盘仍旧不能与袁绍相比，讨伐董卓时列于袁绍盟下，身份仅仅是行奋武将军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曹操果断接受荀彧的“奉主上以从人望”的建议，以求迅速提高自己的威望。
曹操奉迎天子，使他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，一年之内官爵数次迁升，直至最高的位置，自然也执掌了东汉的朝政。至此，曹操已经成为袁绍的主要对手，这样的变化自然也是袁绍始所未料的。
